1979年中国对越战争10大惊疑看点

1、越南战场执行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

1979年2月17日晨,我军从广西、云南两个方向对越南发起进攻。攻入越南境内后,中国军队开仓放粮,秋毫无犯,严格执行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,通过报纸电台连篇累牍的报道,一个正义之师、仁义之师的形象赫然而出。善良的中国人怎么也不会想到,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打进敌国,而敌国人民不仅不报敌意,竟然“箪食壶浆,以迎王师”,解放军居然也成了越南人民的子弟兵!

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,而这种假象也着实把9亿中国人民大大地迷惑了一阵子。随着战争的进程,无情的现实很快就把中国人梦幻般的、飘飘然的感觉击得粉碎。

当我们的军队把越南老百姓当成是一家人,并试图去亲近和爱护他们时,敌视解放军的越南百姓、以及潜藏其中的越南军人却在伺机向中国军人痛下毒手。越南人利用我军荒唐的战场纪律,不时实施偷袭、暗算,给我军造成很大伤亡,许多指战员就死于越南平民甚至妇女、儿童的枪口下,而牺牲在他们手上的中国军人居然多得“难以计数”!虽然战争后期我军指挥机构对有关政策予以纠正,但部队却为执行这条铁的纪律付出了惨重代价。

同样都是进入外国作战,当年的志愿军在朝鲜、与解放军此次在越南有着本质上的不同。执行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,在国内的战争中可,因为我军是鱼,老百姓是水;在朝鲜也可,因为我军是被“请求”去帮助他们抗击侵略者的,朝鲜人民是我们依靠的对象,我们是朝鲜人民的亲人。

人民军队爱人民没有错,但不能敌友不分。越南是敌国,我军被越南人民视为“侵略者”,而“侵略者”执行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岂非自取其辱?

2、自卫还击与自卫反击

战争以“自卫反击”的名义打响,然而几乎是一夜之间,“自卫反击”变成了“自卫还击”,“反”、“还”虽仅一字之差,但却奥妙无穷。从字面上理解,因为敌人侵略,我们不仅抗击而且还打进敌国境内,称为“反击”比较恰当——如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;敌人挑衅,我们还手,使用“还击”的措辞比较符合实际。“反击”理直气壮,“还击”是被逼无奈,改“反”为“还”显然是为隐去锋芒。

然中越战争并未局限在还手上,解放军攻克高平、谅山,直逼越南首都河内的战略态势显然不是一个“还击”可以遮掩了的。把战争定义为“还击”,想以此来博取国际、国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,实际上并无多大必要,其实有“自卫”二字就足够了。

中印边界打出国境是反击,珍宝岛没有打出国境也是反击,而中越边界的“还击”之说却无异于画蛇添足。

3、杀鸡用牛刀鸡没杀死

越南战场与当年的朝鲜战场不仅环境、气候迥异,而且地域更为狭窄,我以9个军20余万的大兵团进行热带雨林作战并非明智。越南多数正规军在柬埔寨,部分大部南撤,我军对付的主要还是其边防部队和民兵,尽管如此,我军的伤亡还是超出预料,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。

越军除占尽天时地利外,又深谙游击战争的奥秘,且全民皆兵。而我军斗志消退,信仰缺失,纪律松弛,疏于训练,单兵作战能力与经受多年战争磨练的越军无法相提并论,更加上以己之短攻敌之长,因之付出大的牺牲在所难免。开战仅10多天的时间,具有优势兵力的中国军队就损兵二万,前两日的日死伤达两千以上,如果用现代战争的标准来衡量,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。大国打小国,强国打弱国,付出的代价实在高昂。

既然已经牛刀相向,就应一招制“鸡”死命以绝后患。

4、中国空军坐山观虎斗

自1955年辽东半岛抗登陆实兵演习后,中国军队再未进行过较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;自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后,中国军队没再打过大仗。按理,此役正是我陆海空三军一展身手的绝好时机,然而一纸中央军委的“规定”,却把我人民空军变成了战争中的看客。

这幕场景,与1937年“淞沪抗战”,国民党军张治中率部奋死抵抗,濒临绝境,而友军左右顾盼,隔岸观火又是何其相似!当我地面部队在前方浴血奋战,望眼欲穿地期盼空中支援和对敌阵地实施火力打击的时候,空军恪守不战之规;当越南空军因耐不住寂寞而起飞参战之时,我空军除压制其不再升空外,仍不能越雷池一步。只是“不间断地在国境线我方一侧上空巡逻警戒”,以“显示力量,威慑敌人”,美其名曰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以至于双方达成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的所谓“默契”,堪称中外战争史上最滑稽、也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仗。

在数十年的革命战争中,在朝鲜战场上,我们的人民军队因为没有自己的空军,曾吃尽了国民党、日寇和美帝国主义飞机的苦头,然而当我们有了空军却又不使用,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这场战争离奇得令人拍案叫绝!交战双方都有陆海空三军,中国甚至还有二炮,然而双方都只动用陆军,似乎中越军队对此次大打出手早有预案,简直就像协商好了一样。我英勇的人民空军说,不参战的目的是“不希望战争升级”,按照这个说法,不动用二炮、海军自然也是“不希望战争升级”。看来,升级是有标准的,而这个标准只掌握在双方主帅手里,或许是天知地知,你知我知罢。

5、宣布撤军晓谕天下

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,对战略性撤退均持相当谨慎之态度,如依次而行,交替掩护等务求环环相扣,不能有半点差池。若部署不周,撤退的危险性甚至大于进攻。

在《三国演义》的空城计中,有“懿看毕大疑,便到中军,教后军作前军,前军作后军,望北三路而退”的情节。诸葛亮北出祁山,接后主刘禅“金牌”不得不退兵。姜维问,如果退兵,司马懿乘机掩杀怎么办?诸葛亮说:“吾今退兵,可分五路而退。今日先退此营,假如营内一千兵,却掘两千灶,明日掘三千灶,后日掘四千灶。每日退兵,添灶而行。”以此造成增兵假象。面对他人疑问,诸葛亮开导道:“司马懿能用兵,知吾兵退,必然追赶。心中疑吾有伏兵,定于旧营内数灶,见每日增灶,兵又不知退与不退,则疑而不敢追赶。吾徐徐而退,自无损兵之患。”后果然如诸葛亮所料,司马懿数灶疑有伏兵,故退兵而去。

兵法云,“兵者,诡道也”,“退而不可追者,速而不可及也”。撤退既要从容更须疾速,不可拖泥带水,所谓鬼神莫测为最佳境界。不过,首先要保证的还是对撤退意图和时机的高度保密,一旦泄露,轻则损兵折将,重则全军覆没。在朝鲜战场上,我志愿军180师因退路截断,撤之不及,除部分突围外,3000余人或战死,或被美军俘虏,诚为前车之鉴。

然而,当时之中国统帅不屑于军事谋略,更遑论“示形动敌”,谅山攻克,旋即向世界宣布撤军。此时3月5日,战争已进行了16天,而中国的撤军自3月5日一直持续到3月16日,始得结束。撤军令晓谕天下,一为告诉苏联:你没必要干预了;二为告诉美国:我仅仅是打不听话的“小孩子”的“屁股”,打几下就罢手,我没有食言;三为告诉越南——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,也不管是主观上的还是客观上的:大军撤退无心恋战,我给你11天的时间,欢迎你调兵遣将,欢迎你围追堵截,欢迎你穷追猛打,欢迎你分割围歼,总之你尽可一路掩杀,我都毫不在乎。因为不管怎么样仗我已经打了,并且打了16天苏联也没干预,我已经胜利了。

于是乎,人们的面前出现了一道绚丽得有些诡异的战争奇观:前锋正攻城,后军已开撤。战士冲锋陷阵之时,又恐退路被敌截断,一时间军心摇动,免不了风声鹤唳。

大张旗鼓撤军,大摇大摆退兵,明明是撤退,却营造出“班师得胜人欢乐,三军踊跃”凯旋归的气氛。公路上大车小辆,浩浩荡荡,运回中国的既有工业设备,也有民用物资,既有枪炮、被服,也有大米、食品。缴获的战利品还不乏电视机、自行车、缝纫机,甚至还有柜子、木柴和牲畜。尽管这些物资基本上都是中国所援助,但如此的行为,怎么看都不像是一支人民军队所为。如果我们“将颜洞宾活捉拿,把韩延寿首级剽”,所有的损失都可得到赔偿和补偿,也就无须再搞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大搬家而遭世人耻笑了。

撤军令一下,苦了深入越南境内和刚刚结束战斗的我军指战员,乐坏了被打得丢盔卸甲、狼狈不堪的越南军队。越南发布全国总动员令,调集军队重整旗鼓,“发疯似的”围堵、埋伏、袭击、追杀我军小部队。许多指战员就牺牲在后撤之路上,有当年的参战者披露,我军在撤军11天的伤亡甚至比开战之初的伤亡还要大。

此次撤军不入兵法,因之谈不上是犯了什么兵家之忌的问题,实际上它既非军事,亦非战略,简言之是常识问题。

6、中美仓促建交

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,美国尼克松、福特两届政府遵循《中美上海公报》的原则,积极、全面地履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承诺后,中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,已到了瓜熟蒂落,水到渠成的程度。

1978年12月底,中国的对越战争一如箭在弦上。按照中国的策略,对越动武必须获得美国的支持方能牵制苏联,然而此时中美尚未建交,不建交中国领导人就无法访美,不访美就无法进行秘密磋商。然而我大军集结业已完成,作战命令早已下达,已经骑在虎背上的中国军事统帅除了妥协、妥协、再妥协外,根本无路可走。美国利用中国的急迫趁火打劫,以无限期推迟建交谈判相要挟,最终迫使中国默认了其对台军售的合法性,使已经不成其为问题的“台湾问题”,重新成为了问题。也使“台湾问题”一步退回到《中美上海公报》之前。1979年1月1日,中国以损失巨大的经济利益为代价,换取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,解放台湾被束之高阁。

不言而喻,中美建交是为实际上的中国军事统帅的正式访美架桥铺路,从日程上来看,颇有些临时抱佛脚的感觉。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,此时,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仅9天;建交后27天,即1月28日访美,历时8天,接访日本,行程2日;回国第八天,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。一切都在紧锣密鼓中进行,中国领导人在同时间赛跑!“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”,只争朝夕的目的就是为争取美国“东风”的到来。可有一比的是,当年东吴大都督周瑜求之不得的东风,是诸葛亮为他借的,而中国的东风却是中国的统帅自己“借”来的。

或许是某种巧合,中国统帅出行访美恰逢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,而东方人行为所蕴藏的含义往往为西方人所忽略,这次的美国总统倒是没有忽略。作为实际上的中国统帅的某副总理到访美国的次日,卡特总统在白宫前南草坪为其举行了欢迎仪式。欢迎仪式后,卡特作了热情而平淡的祝词:“副总理先生,昨天是旧历的春节,是你们的新年的开始,是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历程的传统的日子。”

不过,美国总统恐怕至今也不可能真正体味到,中国副总理此行择日的良苦用心。不妨揣测一下其中透露出的特殊信息:按照中国人的习俗,大年初一不出远门,而刚过除夕之夜即匆忙出访,起码说明事关紧急;大年初一是拜年的日子,而首先要拜访的必定是最尊敬的长辈;从中国出行时是初一,按照时差,到达美国的时间也是初一。中国副总理的访美受到隆重接待,礼遇“超规格”,有美国记者大发感慨说,“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,隆重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,并陪同其检阅三军仪仗队,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”。

中国领导人在两国建交后首次访美,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,因之准备了一份见面礼,这份礼物分量相当重。副总理密晤美总统,开门见山说:“我们打算武力教训越南。”总统作一愣状。众所周知,越南是美国的死敌,美国侵略越南并曾深陷战争泥沼达10年之久,从1975年狼狈撤军至今也不过三四年。想不到,竟然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要教训、惩罚越南,而且这个人还是越南的“家长”,当年就是因为有这个“家长”充当后盾,才把自己打败的。总统按捺住心中的狂喜,说:“和为贵……”副总理说:“中国决心已定。”总统说:“那好吧,希望速战速决。”后来,美总统说中国很给面子,打了两周就撤回了。

由于中国已默认美国的对台军售,美投桃报李,默许了中国即将实施的对越南的惩罚行动。战争期间,美国也算讲义气,嘴上一套,实际上又是另一套,不仅为中国提供过苏联在我北部边界的军事部署的情报,而且还调动第七舰队,用以牵制苏联海军力量进入南中国海的行动。

1月29日,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举行欢迎晚宴,时间一到,卡特挽着中国副总理夫人出场,中国副总理则挽着卡特夫人,一前一后缓步走入宴会厅,“迎来全场来宾的起立鼓掌欢迎”。这时的中国副总理或许五味杂陈!

7、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

1979年2月17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是可忍,孰不可忍》的文章,正式宣告对越“自卫反击”、“保卫边疆”的战斗开始,并把战事划定在“有限的时间、空间、规模”上。其实,早在1978年10月中国副总理访问日本,11月出访泰国、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,就已经把中国对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愤懑表露无遗,并留下了“教训一下”越南的潜台词。由于和者寥寥,各国大都顾左右而言他,以至此番造势无果而终。但战车既然发动,就断无停下来的道理。

1978年12月8日,中央军委下达作战命令。所谓“教训”,即非真打,因此也就有了命令中的战役目标:无论战果如何,“攻克高平和谅山后”“即行撤回”。中国的意图和关于此战的强度、力度以及深度,通过官方与非官方之口,通过已下达的作战命令,在正式发起攻击前的两个多月里,经由各种渠道广为散布。中国的目的仅仅是打打越南的“屁股”,作为越南后台老板的苏联对此心领神会,所以,除了表示“严重关注”外,并不调动其部署在中国北部边境的数十万大军的一兵一卒。然而,中国军事统帅仍然放心不下,随着夜以继日的中美谈判,急如星火的赴美行程,马不停蹄的外交“旋风”过后,终于求来美国“东风”。于是,主帅心中巨石落地,20万在广西、云南完成战术准备、只待进攻令下的解放军也说:“这下好了!”

中国军事统帅对北方邻国的恐惧溢于言表,在战前、战后的内部讲话中,左一个“怕”苏联如何,右一个“怕”苏联如何。既然这样前怕狼后怕虎,就实在没有必要冒苏联全面入侵中国的危险,去打一场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明确目的的对越“还击战”了。

1979年的中国,核力量已具备相当规模,与1969年不可同日而语,与1962年更是天壤之别。珍宝岛中国反击苏联,不仅不需要拉任何人来壮胆,而且还要“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”;中国打印度,虽然我们头上高悬着苏美两国的原子弹,但我们无须什么人批准,更无须什么人默许;1965年,面对帝修反的重重封锁和围攻,陈毅外长气势磅礴地向全世界发出豪言,欢迎美帝、苏修、日本军国主义、印度和各国的反动派一起打进来,说中国人民最终还是会胜利的。“东风吹,战鼓擂,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?不是人民怕美帝,而是美帝怕人民!”

1979,苏联就真的那么可怕?

8、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支持

中国进行对越自卫还击战,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支持,这个国家是柬埔寨。因为越南侵略柬埔寨,中国打越南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帮助柬埔寨抗击侵略。柬埔寨并非中国邻邦,况且,波尔布特政权统治残暴,臭名昭著,已经垮台,此理由讲不通。这对已经下令停止输出革命,后来又提出中国“决不出头”、“韬光养晦”等理论的中国军事统帅而言,此战的动机大可质疑。波尔布特进山打游击,中国非但没有重新评估形势,坚决抛弃波尔布特政权,与世界站在一起,反而让中国大使馆跟随转战,这更是一个笑话。

“民心向背是革命是否成功的基础”。对于对越自卫还击战,中国民众并不理解,大多漠然视之,战前铺天盖地的舆论造势也未真正调动起人们的热情。越南是该教训,但他们不相信战争迫在眉睫,不认为打进越南是最佳之选。战争的手段多种多样,可供选择的战法也不在少数,其实中国完全可以找到和使用另外一种最能发挥我军优势的、最能减少伤亡的,可以最大程度地歼灭敌人的战争样式,遗憾的是中国没有去做选择。

“得道多助,失道寡助”,如果谁都不支持,这仗就打得毫无底气。不能顺天应人,战争的正义性何在?

9、巧妙的赌博

中国军队攻打谅山之时,越南正规军正从其南方和柬埔寨源源北上,准备捡已宣布撤退的我军的便宜。有人认为,如果战事胶着,我军很可能难以脱身。3月5日,谅山被夷为平地,中国马上宣布撤军。法新社记者比昂尼克【北京三月五日电】,以《巧妙的赌博》为题评论道:“中国的参谋长邓小平在他的一次巧妙的赌博中已经获胜;中国对越南‘教训’了整整16天而没有引起苏联的干预……”

10、教训越南与给解放军以教训

20世纪70年代末,中国军队打了一场充其量只具二战水平的战争,实际上,我军对进行一场现代战争毫无准备,也从未真正建立起进攻的理论。仓促下令、仓促建交、仓促访美、仓促上阵、仓促撤军;不计伤亡、不计损失、不计战果、不计影响、丢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。战争的目的冠冕堂皇,洋洋洒洒,概括起来有:教训越南;取得安定的中越边界线;支援柬埔寨;通过惩罚越南间接教训苏联;扩大反对霸权国际统一战线。另一个目的,是中国副总理对美国记者表白时所说,即:打破越南世界第三军事大国的神话。还有一个目的,是中国实际上的军事统帅在高级会议上所讲,即:杀一下军队的傲气,给军队一些教训。

然而战争结束,既没有达到教训越南的目的;又没有取得安定的中越边界线;中国从越南撤军,但越南却没有从柬埔寨撤军;教训越南白费劲,教训苏联更是无从谈起;反对霸权国际统一战线至今也没有建立,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倒是结成了“反霸”联盟,不过他们围攻的目标恰恰是中国。如今的越南反而愈加强大。

剩下的只有最后一个目的显得比较靠谱:“给军队一些教训”。“教训”的动因直截了当,即解放军的傲气。解放军或许曾有过一点优越感,这是因为“全国学人民解放军”,但站在人民群众面前,解放军从来都把自己当成是人民的子弟兵,人民群众也看不出有什么傲气。后来毛泽东的一句话,就将解放军那一点所谓的优越感吹到太平洋里去了——“解放军学全国人民”。所以,说解放军有傲气,而且好像还十分之大,有些言过其实。而“杀”解放军的傲气,又似乎过于冷酷,总有那么点“秋后算账”的味道。

因为军队傲气大,所以必须施以颜色,欲“杀”掉这股傲气,当然要通过某种方式,而最好的方式就是战争——将一支缺乏训练,作战能力很差,甚至还包括刚刚入伍的新兵的军队直接投入战场,用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,以换取军队的改变。

机不可失,时不我待,进入80年代,中国将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期,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将是一幅以“改革开放”为主旋律的宏伟蓝图。正因为如此,这一仗一定要打,必须要打,无论怎样都要打;越早打越好,越快打越好,打得越短越好。在不到30天的战争中,我军伤亡惨重,得到了血的教训,无怪乎有评论说,“对于中国军队遭受重大损失,当时高层决策者是明知如此而有意为之”。

进行对越自卫还击战,除最后一个目的外,所有的目的都未达到,看起来,未达到的都是虚的,似乎只有最后一个是实的。解放军因战而受惨痛之教训,因教训而被彻底打掉了傲气。其实,原先的解放军并非没有傲气,它不仅有而且还相当大——这就是在帝修反、在中国的敌人面前,他凛然而不可侵犯!

战场硝烟散尽,刀枪入库,马放南山。教训后的军队自惭形秽,变成了经济建设的仆从,它除了“服从”就是“服务于”,除了“服务于”只有“服从”。它以“军队经商”表达对“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衷心拥护,它以“军队腐败”来体现“不断创新,与时俱进”,它以不折不扣的“韬光养晦”来表示对党的绝对忠诚。头顶“军队要忍耐”的呵斥声,它在漫漫岁月中苦度。

35年都过去了,中国军队还要忍耐多久呢?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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